黄河、长江都是孕育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平原沃饶，山青水秀，气候温暖，四季分明，雨水充足，非常适宜人类的生产、生活，自古以来为鱼米之乡，经济文化发达之地。据现今考古资料，早在50多万年前，古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距今4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基本遍及整个江南地区（目前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共500多处，宁镇区有200多处，太湖区300多处）。先人们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先进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这里成为全国最早开发稻作农业的地区，和南方的制玉中心。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夏商周三代属于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也是中国版图上各民族互相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江南区域性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史上谱写过华彩的篇章，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江南青铜文化区、系、类型和发展序列

对江南夏商周青铜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是由南京古物保存所卫聚贤先生等一批学者发起的，他们创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吴越文化论丛》，当时发表的《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等文章，轰动全国学术界，但不久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没能进行下去。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可谓江南夏商周区域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起步时期，1951年南京博物院在江宁湖熟镇附近发现并相继发掘了前岗、老鼠墩等湖熟文化遗址，真正拉开探索江南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序幕。1954年镇江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一大批重要青铜器的出土，更是在全国考古和史学界掀起了研究吴国历史文化的热潮。80—90年代，江南青铜时代考古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区、系、类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和突破。基本廓清了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和源流关系。确立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标尺。对于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的文化特征、分布范围、年代分期及其与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吴文化、越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一时期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和科学水平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科学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规模较大的工作和发现有以下几方面：（1）宁镇地区点将台文化的发现与命名。（2）湖熟文化遗址的发掘。（3）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发掘，包括丹徒大港吴国王陵墓地的发掘。（4）太湖地区石室土墩的发掘。（5）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7）宁镇地区、太湖地区春秋古城址的调查发掘。（8）苏州真山东周墓葬的发掘。

早在史前文化时期，因地理生态环境上的差异，江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分为宁镇丘陵和太湖平原两个区系类型。宁镇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为北阴阳营文化—昝庙文化；太湖地区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两个地域的文化一方面继承了当地新石器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浸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宁镇地区出现了点将台文化和湖熟文化；太湖地区出现了马桥文化。两个区域文化本身具有浓烈的土著色彩，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夏、商、周文化的气息。在中原王朝国家礼制文化的影响下，这两个地区也步入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在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出现了吴国和越国及其吴越文化。

（一）、点将台文化

点将台文化是夏时期分布于宁镇地区的一支青铜文化。目前发掘的典型遗址主要有江宁汤山点将台、句容城头山、丹徒团山等。点将台文化的遗物，生产生具以石器为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青铜器尚未发现，但在朝墩头遗址和城头山遗址中都发现过青铜炼渣。点将台文化是江南宁镇地区最早的青铜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的萌生期，其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100—1700年或稍后，与中原夏王朝的年代大体相当。从点将台文化出土有较多的斧、锛、刀、箭镞等石质生产工具和拥有发达的陶器制造业来看，点将台文化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点将台文化的房屋、墓葬等对判定其社会性质有指示意义的文化遗迹，因而对其社会形态等问题还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

（二）、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相当于中原商代的地方性青铜文化。1951年开始发现，1959年正式提出命名。湖熟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发现有三百多处，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有15处。文化遗物有石器、陶器和原始瓷，青铜生产工具钻、削、鱼钩等，青铜兵器戈、钺、箭镞，青铜容器有三羊罍、爵、斝等，另外发现冶炼青铜器的陶甘锅、陶勺和青铜炼渣等。还发现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卜甲和卜骨。点将台文化是湖熟文化的直接来源。湖熟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如青铜器的造型多仿中原商器，陶器中的绳纹鬲、簋等与商相同或相近。卜骨、卜甲风俗等也与商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但从总体上来说，地方特色仍是湖熟文化的主流。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分别为分布宁镇丘陵地区和太湖平原地区的两支青铜时代的土著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

（三）、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分布于太湖平原和杭州湾流域的一支青铜时代文化。其相对年代为夏商时期，碳14测定为3730±150年。马桥文化来源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同时接受中原夏商文化和南方几何印纹陶因素。它的典型生产工具有三角形穿孔石器、耘田器、靴形石刀、穿孔石钺和半月形石镰等。陶器纹饰最具特色为仿青铜器上的云雷纹、鱼乌纹等。太湖和杭州湾流域周代越文化的年代上限与马桥文化相衔接，两者同属一个文化体系，并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

（四）、吴、越文化

吴文化是指吴立国之后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荆蛮族人创造的青铜文化。历史文献记载，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到达江南宁镇地区，"文身断发"，随乡入俗，与土著荆蛮人民相结合，建立起"勾吴"国家，简称吴。西周时期吴国的中心统治区域是在宁镇地区，春秋开始向太湖流域的越人地区开拓进取，并把都城迁建在苏州。吴王寿梦以后各代君主励精图治，奋力推行耕战政策，吴兵强国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雄霸东南并多次北上会盟诸侯，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吴从商晚期立国至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经历了七百多年的历史。因为吴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中原来的周人，人民为土著荆蛮，所以其文化面貌具有两重性，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又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和风格。吴文化物质遗存的主要形式有台形遗址、土墩墓、石室土墩和城址等。

越国自夏帝少康封无余于越，到公元前334年越被楚国所灭，有着上千余年的历史。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绍兴。春秋晚期，先后强大起来的吴、越两国在争霸战争中崭露头角。吴、越并立江南，两国的地理位置使它们在争霸中不容共存，吴国一直把越国看成争霸中原的后顾之忧、心腹之患；越国当然也把吴国看成北进江淮的障碍。因此它们之间大规模的攻战进行了数十年之久，吴先胜越；越王勾践为雪耻复国，忍屈受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精神和"我不可以怠"的超人毅力，十年生息，暗中备战，伺机灭吴，之后北上中原，成就霸业。吴、越炳榜"春秋五霸"名列，在中国先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吴、越相邻，文化上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并且有着诸多相同的习俗，特别是吴越两国的疆域有着交锗和在不同时间段上的重叠，故吴文化与越文化大同小异，或通称之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最具代表和特征的是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以及青铜宝剑冠绝天下，为时人仰幕，视之如宝，列国争得。

二、湖熟文化台形遗址

台形遗址是湖熟文化聚落形态的一个特点。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在宁镇地区的普查共发现200余处。但现在看来，这一数字与台形遗址的实际存在是相差很远的。1987年镇江博物馆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合作，运用现代遥感技术对台形遗址和土墩墓作调查，结果在镇江市郊及所辖句容、丹徒和丹阳三县市范围内，共查出台形遗址185处，比原先所掌握的71处新增加114处。如镇江东乡从丹徒、谏璧至大港、丁港一带，平均5—8公里就有一处台形聚落，其分布密度几乎与现代村庄相似。

湖熟文化的文化遗存既有叠压在新石器文化和点将台文化之上的，也有直接叠压于生土层之上的。遗址外观多为高出地面的台地形，此类遗址约占90％， 一般高出地面5—10米左右，平面呈椭圆形或圆形，面积多在7000—8000平方米，大的可达20000平方米以上，如丁岗断山墩等。顶部较平坦，遗址附近往往有小河流经或环绕遗址，四周是田地，远处经常可望到山。台形遗址的文化堆积较厚，多达3—5米。表明此类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延续很长。除了高出地面的台地形遗址之外，在水滨高地和山脚漫坡也有湖熟文化遗址。水滨高地型遗址，皆在湖滨或河岸边，地形渐渐高起，而不是突起的台地。一般面积在3000—5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比较单纯，厚约1米左右。山脚漫坡型遗址多处于山的阳坡，也没有突起的迹象，不易被发现。一般面积数百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文化层厚薄不均，大多较单薄，厚约0、3—0、5米。这类遗址可能为当时人们上山从事某种生产劳动而临时性的居住活动留下的遗存。

台形遗址的分布规律，根据遥感考古调查的结果，宁镇地区台形遗址几乎全部分布在近水源处。丘陵地带大部分台形遗址座落在河流干道或溪流的河漫滩上，有的遗址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有的遗址利用原岗地的突出部分，人为挖断岗地形成独立的台形遗址。ｉ也有少数遗址在其周围人工挖河，形成屏障。台形遗址有单个分布，也有彼此相望，成组分布的。择高而居，而又临近水源，符合江南地区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气候湿润，降水较多，择高而居，可以防潮，避免水患。临近水源，则便于人们的渔猎和农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

每一处台形聚落，应即当时的一个社会基层组织。考古发掘表明，在各台形聚落内部包括有若干一夫—妻制的个体小家庭，他们的居住房屋有方形和长方形，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左右。其营建方式为挖地基置木柱以竹木篱笆草拌泥筑墙建成，有的墙面还经火烤使之更加坚硬牢固，同时防潮。房顶用稻草铺盖。屋内地面拍打平整。《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奔吴时，土著荆蛮人民"归之千余家"。当系指这样的台形聚落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