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夏商周考古学中最重要的物质形态的文化遗存之一。江南自古以来就是铜、锡等金属的著名产地。《尚书•禹贡》称扬州"厥贡唯金三品"，孔传："金、银、铜也"。江南古属扬州。《周礼•考工记》曰："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江南地区自公元前21世纪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相当中原夏商时期的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遗存中都发现小件青铜器和铜炼渣等。如在南京锁金村、北阴阳营等遗址还发现过青铜冶炼陶钵、陶勺等炼铜工具。作为坩埚使用的厚壁陶钵，与北方常用的大口尊和"将军盔"的形制不同，作为挹灌铜液用的陶勺，也为中原地区所没有。这些都是江南地区青铜铸造业的地方性特征。

目前在江南地区发现的商代青铜器数量不多。主要有溧阳夏村出土的铜爵、尊，句容葛村出土铜钺。1973年在江宁发现一件三羊罍，就其造型纹饰特征来看，是一件典型的商代晚期器。1974年在江宁横溪又出土了一件青铜大铙，其两面均饰饕餮纹，突出双目，以勾连云纹环绕，圆圈纹为地，是一件南方特色青铜乐器，不见于中原地区。这种大铜铙在皖南的南陵、浙江长兴也有出土，另外还出过铜斝和直内戈等。由此说明，商代晚期始，江南就有了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铸造业。

商晚周初吴国建立后，江南地区的青铜器铸造进入飞跃发展时期。下面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阶段，对江南地区墓葬、窖藏和城址出土的一些代表性典型青铜器群，作简要介绍。

西周：

1、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墓，出土铜器主要有鼎、簋、鬲、盂、盉、觥、盘、角状器等12件，另外有车马器等。其中宜侯夨簋刻铸铭名120余字，记载了吴国封侯的情况。

2、仪征破山口墓，解放前后两次出土铜器计有鼎、鬲、甗、盘等容器40余件，兵器戈、矛和工具铲、斧、镰等上百件。其中一件残破鼎内底刻铸"子作父宝"铭文。

3、溧水乌山一、二号墓，一号墓出土铜鼎1件。二号墓铜器有方鼎、卣、盘、戈四件。这是两座土著荆蛮贵族墓的典型代表，随葬的青铜器具有显著地方特征。

4、大港母子墩墓，青铜礼器有雷纹鼎、云形鸟纹鼎、雷纹鬲、双兽首耳簋、伯簋、高筒尊、鸳鸯形尊、提梁卣、飞乌盖壶；另外兵器矛、叉、镦、镞和车马器达数百件。其中伯簋铸有铭文"伯作宝尊彝"。这是一座吴王室或既吴王墓。其中飞鸟盖壶、鸳鸯形尊和双兽首耳簋等，都是吴文化特色青铜器的杰出代表作。

5、皖南屯溪一号墓，出土铜器20件，有鼎、簋、尊、盂、卣、盘及钟形五柱器等。其中一件铜尊内底有" 父乙"三字铭文。这应是一座吴国镇守西部边防的姬姓周人高级将领。

7、丹阳司徒窖藏铜器，包括鼎、簋、尊、盘、瓿等共26件，其中凤纹尊是目前发现吴国铸造最精美的铜器，被列为国宝。

8、大港磨盘墩墓，出土铜器有尊、匜以及车马器等76件。

春秋：

1、南京浦口长山子墓，出土的铜器有鼎、鬲及戈、矛等。

2、武进淹城内城河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计有三轮铜盘、牺匜、棘刺纹尊和一套７件句鑃。这些都是吴文化风格独具的典型铜器。

3、六合程桥一号墓，出土青铜器鼎、缶、编钟和剑、戈、矛、戟以及车马器、工具等50余件。二号墓铜器鼎、匜、编钟、编缚和兵器、车马器及工具共40余件。三号墓的铜器有鼎、甗、盘、匜、簠、勺、剑等计9件。—、二号墓编钟和三号墓盘内都铸有铭文，标明墓主身份，一号墓主为吴的外孙，二号墓主为吴的外甥，一、三号墓主为兄弟。

4、溧水宽广墩出土有鼎、卣、匜、簋、镂空盘等青铜器多件。

5、青龙山大墓，遭毁劫，青铜礼乐器完整器仅剩甗、鸠杖等，主要是一批精湛兵器剑、矛、戈及车马器计80余件。这是迄今发掘的最大一座吴国王室土墩墓，墓道中殉葬有青年男女，同时旁有陪葬墓，其墓主可能为吴王寿梦。

6、北山顶墓，礼乐器铜鼎、缶、鉴、编钟、编缚、錞于、丁宁、鸠杖，车马器和兵器矛、戈、戟、矢及工具斧、斤等400余件。其中有铭文铜器15件，并出有徐国铜器10余件。铜器铭文表明该墓主为吴王余味。

7、粮山一号墓出土了鼎、甗、罍、匕等青铜器。二号墓出有青铜盂和工具等。其中铜甗腰部带流，为别处所不见。

8、王家山墓，青铜器计有甗、盉、虎子、匜、鉴、炉、錞于、勾鑃、戈、矛、戟 、剑、镞、辖、锛、凿、削等。该墓出土的一套大中小三件錞于，上有人面纹，同时形制特殊作弯腰形，为錞于中独一无二。铜虎子也是全国最早的。

9、繁昌汤家山土墩墓，出土铜器方鼎、簋、甗、盘、盉、钟及乌形饰共13件。

10、苏州虎丘东周墓，出土鼎、壶、豆、盉、鉴、匜等铜器7件。该墓铜器中已包涵楚文化因素。

战国：

属战国时期的铜器墓以浙江绍兴306号越墓和武进孟河战国楚墓为代表。绍兴306号墓出土铜器共十七件，包括汤鼎、甗、甗盉、鐎盉、罍、鉴、炉、尊、铜房屋模型、豆、洗、兽面鼎、刻刀等。武进孟河墓铜器鼎、盒、壶、盘、匜、勺、带勾、剑、弩机等十二件，此墓已是清一色楚式铜器。

根据以上列举的一些江南出土有代表性典型器群青铜器的特征，吴越青铜器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中原铸造的舶来品，称之"中原型"。目前见有器包括宜侯墓矢簋、母子墩墓伯簋、屯溪一号墓" 父已尊"和三号墓公卣以及破山口墓的"子作父宝"鼎几件器物。这类器无论在其铸造、器型纹饰和铭文书体等方面，都无可区别于中原习见流行器，可明确断定为中原传入江南的铜器。这类型铜器在江南出土铜器中所占数目极少，同时只有在大型土墩墓中才偶有所见。这类墓主身份当属吴国最高统治阶层的周人，所以在其墓中见有中原铜器也并不奇怪。

第二种类为江南地方铸造的仿中原铜器，称之"融合型"。这类器出土数量最多，是江南青铜器的主流。这也说明西周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强烈影响。但是江南地区的青铜工匠们在仿造中原铜器时，也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其原样，而是在器型和饰等方面多加变化，使这类青铜器的整个面貌特征，乍看起来似乎象中原铜器，而细察之则具有许多地方色彩和自身风格。这生动地反映了文献记载的吴国统治者是中原来的周人，人民为地方土著荆蛮的历史真相。

第三种为地方型或称之"土著型"，即不见于中原和其他地区而是江南独有的浓郁地方特色的铜器。如宜侯墓角状器、屯溪墓五柱器、淹城三轮铜盘，还有江南普遍流行的细高足外撇鼎、各式扁体簋，附耳盘以及吴越军乐器勾鑃等。

第四种类型出现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这一时期在吴越铜器群中往往见有一些徐国和楚式铜器，这应是通过战争掳获或文化交流所得，从而构成江南青铜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国中期，楚灭越占据吴越故土后，所见青铜器都是楚国化的了，如武进孟河墓出土铜器等。

江南吴越青铜器的地方特色。在器型上既与中原保持大体上的一致，而又往往别出心裁巧变式样。吴越青铜器形制和器物组合上，多不符合中原周王朝的礼制规范，这就是其地方性。特别表现在纹饰上，一方面简化变体地引用中原铜器流行的饕餮纹、夔纹、鸟纹、窃曲纹等，同时把地方陶瓷器的几何形装饰纹样如梯格纹、折线纹、米筛纹，棘剌纹、尖叶勾连纹等用之于铜器。所以吴越青铜器与中原铜器相比较而风格别具，有着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另外，在青铜合金成份上，通过大量的检测数据表明，中原铜器皆为锡青铜，而江南铜器一般含铅量较高，为铜锡铅三元合金，这也是吴越青铜器的一个地方特性。

江南青铜器铸造受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又逐渐创造出自已的独特传统。春秋中晚期吴越青铜文化达到光辉灿烂时期，青铜冶铸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发展跃居列国前茅，尤其在青铜兵器铸作上，创领先地位。

吴越军队的武器装备是持戈、矛，佩宝剑。吴越民风尚武，"轻死易发"，吴越率先创建的步、骑兵是列国最先进的精锐部队，所向披靡，故吴越能够争霸中原。

吴越铸造的青铜兵器，以剑、戈、矛为代表，无论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实物所证，质精物美，冠绝天下。《楚辞.九歌》曰"操吴戈兮被犀甲"，这是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战国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锋利异常。《史记.吴世家》记戴"季札赠剑"史事，反映吴国宝剑为世人仰慕。《周礼.考工记》载："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独步一时。吴越青铜匠师在兵器上的杰出创造一是复合剑、二是暗花纹装饰技艺。

因实战需要，青铜剑身增长后，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在格斗时剑身中脊的抗震性能，使剑不易折断，吴越青铜匠师首剑嵌铸剑，亦称复合剑和双色剑。即有些铜剑用不同成份的合金两次浇铸而成，第一次浇铸剑脊，第二次浇铸剑刃。剑脊含锡量低，加较多的铅，取其坚韧；剑刃含锡量多，硬度高，脆性大，求其锋利。这种刚柔相依的青铜剑复合技术，是吴越工匠的一项重要创造。

吴越对青铜兵器的纹饰技术上亦有重大发明。在有些精致剑、戈、矛上所饰菱形、米字形、折线形及火焰状几何暗花纹，是它特有绝技，埋藏地下几千年不锈不腐。多年来中外研究者曾对这种纹饰作了化学成份和金相组织的分析检测，对其特殊纹饰的形成机理作了若干种猜测，但仍为不解之谜。2000年上海博物馆谭德睿先生等经反复考古模拟试验，确认这种纹饰是采用富锡膏剂一类的矿物质颜料涂饰器表作加热扩散处理等工艺形成的。复制出的样品，经鉴别，其成份、形貌、组织均与原标本相似，从而破解了这一历史学术悬案。由此揭示了中国早在2500年前已掌握了一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使得青铜器表面既产生装饰效果，又具备防腐功能。这是吴越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了不起的卓越成就。